一、抗疫进入新阶段
三年来抗疫主要靠政府管理，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抗疫的措施带有强制、被动性质（健康码、通信行程卡、封小区、封家门、送方舱......),基本没有个人的自主权，老百姓只需照做。现在不行了，很多原有的强制管理措施取消了，政府发出的防疫要求和信息更多地带有倡导性、知识性，今后的抗疫更多地靠家庭和个人自主。
这个变化就太大了。这是一场对全体国民的大考。但是，中国本来是一个健康素质还不高的国家，现在许多防疫、抗疫行为的自主权回到百姓手中，这就遇到了新问题。我们发现，一旦需要个体化、家庭化地应对疫情，支撑我们自主决策的知识经验并不足够。我们知道，新冠病毒不仅会长期与人类共存，还会继续变异，变异方向也不会以人类意志为转移；我们还知道，对疫苗的研发技术还“在路上”，而且即便注射了疫苗，如果没有自身较强的免疫功能做支撑，疫苗的预防作用仍然十分有限。因此，我们需要一起回到问题的根本点，即如何强化肠道的微生态健康，最大限度地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应对和降低各种病毒、病菌、毒害物质的伤害。
政府统一指挥的抗疫，最主要的措施是注射疫苗及各种封控手段，基本上以“外防”为主。从现在开始，个人和家庭走上抗疫的前台，除了继续重视“外防”-，还要更多地重视“内防”，在自己体内建设一个不容易让病毒得逞的健康环境。
二、人类如何免疫？
人类免疫有三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是由皮肤和黏膜构成的，它们不仅能够阻挡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病原体侵入，而且还能够分泌乳酸、脂肪酸、胃酸和酶等杀菌。这就像一个城市不但有城墙，城墙还可喷出杀敌的毒液；
第二道防线是人体体液中的杀菌物质和吞噬细胞。它们并不针对某一种特定的细菌、病毒、癌细胞等，而是广谱消杀。这就像流动的巡警，只要是犯罪分子就抓；
第三道防线主要是由胸腺、淋巴结和脾脏等免疫器官和免疫细胞（淋巴细胞）组成的。这些免疫器官和免疫细胞则像“专案组”，它们受到某一种抗原的刺激，只产生一种相应的抗体。
以上第一第二道免疫防线都是人生来就具有的先天免疫功能，常态化地发挥作用。而第三道防线属于后天免疫系统，需要外力刺激。例如身体接受了新冠病毒疫苗（也就是新冠病毒抗原）之后，这些免疫器官和免疫细胞才会组织抗体来反击。
三、肠道及肠道菌群如何参与免疫？
前面所说的人类有三道免疫的防线，而肠道菌群则是是这三道免疫防线都不可缺少的重要参与者。
对第一道防线，由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等益生菌所组成的膜菌群通过占位、阻挡或者抑制的方法保护肠黏膜，抵制致病菌（或条件致病菌）的侵袭。同时，肠道内的膳食纤维经菌群发酵后产生短链脂肪酸，给上皮细胞提供能量、修复肠黏膜损伤、加强肠黏膜的屏障功能，进行免疫；
对第二道防线，由于人体70%的免疫细胞如T细胞、B细胞、K细胞（自然杀伤细胞）等都生存在肠道中，它们随着体液的流动直接消灭侵入体内的细菌、病毒、癌细胞。这些免疫细胞分别以中和毒素、溶菌、吞噬等方式参与免疫；
对于第三道防线，肠道菌群作为一种抗原可刺激和促进免疫系统的发育及免疫功能成熟。一旦真正的病原体入侵，则会立即产生相应的抗体，发挥特异性免疫功效。
四、促进肠道微生态平衡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在未来同新冠病毒及其它病菌、病毒、癌细胞等异常细胞的持久战中，肠道健康、微生态的平衡多么重要。
但是，根据一份调查报告，随着年龄增长，体内益生菌占总菌数的比例会逐步降低。婴儿时期可以高达99%；青少年时期保持在40%左右；中年时期降至仅有10%；而60岁以后更是仅剩1%～5%。另一份检测报告显示，人过壮年而迈入老年期时，肠道总菌数减少，菌群结构恶化。双歧杆菌等有益菌的占比降低。与此相反，梭状芽孢杆菌、乳杆菌、肠杆菌、葡萄球菌、肠球菌明显增加。
虽然还缺乏更严谨的研究，仅从年龄与肠道菌群对应关系看，机体生理功能老化会给肠道菌群带来不利影响，而菌群的不利变化又进一步促进了机体的老化，致使这种变化出现加速度。
因此，除了身体健康的青少年，坚持补充益生菌，促进肠道菌群结构合理，维护人体微生态平衡，加强免疫能力，应该受到每一个人的重视。
五、应重视肠道菌群丰度
最近看到一份国外的研究报告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肠道微生物群落的失衡可能导致相关疾病，这种失衡的特征表现为微生物多样性减少和促炎菌株的增加。
研究表明，西方人群的多样性较低。马拉维人和委内瑞拉人的微生物群比美国儿童和成人更为多样化。孟加拉国儿童与美国儿童相比，其远端肠道具有更好的细菌多样性。坦桑尼亚的狩猎民族哈扎（Hadza）具有比意大利城市人群更高的微生物丰富度和生物多样性。
菌群多样性丧失似乎是高收入国家的慢性病也较高的关键原因。这些与肠道菌群多样性丧失相关的疾病包括：克罗恩病、溃疡性结肠炎、1型糖尿病、腹腔疾病和过敏、肥胖、大肠癌、自闭症等。
国际上将肠道微生物多样化好、菌群数量大，而有益菌比例较高的菌群结构称为“普雷沃氏菌肠型”，反之则称为“拟杆菌肠型”。不幸的是，我国已经被国际列入到“拟杆菌肠型”中。因此，我国民众普遍面临着改善肠道微生态健康状态的艰巨任务。而我国的科技工作者和生产企业则面临着如何进一步提升产品中益生菌菌种丰度、数量、活性，如何提升益生菌与益生元匹配效益等一系列问题上下功夫。
